摘自《知识返身解殖与去心理学化同行——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访谈》
夏老师，从主流心理学的学科建制分类来看，您长期致力于团体动力与社群发展、生涯发展与成人教育、组织学习与专业实践、性别与心理治疗、乃至家庭关系等领域的探索。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您又身体力行，以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而不是心理学家或者治疗者的身份，投入到草根教育与运动的方案中，试图结合在地经验生产具有本土性契合，并能赋予行动者力量的手工知识，为形塑台湾地区心理学的新面貌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这种交错的学术生态中，您揭示了台湾地区心理学知识返身解殖的可能路径，从而描绘出人文社会科学在冲突碰撞中朝向多元化研究范式发展的总体趋势。在我看来，您所开发的诸如身心复元、群己关系乃至雅乐舞等种种别开生面的理念和精神与文化研究取向，都反映了您这一路走来苦心孤诣的地方性知识的点滴积累。这种经典范式与另类取径兼容并包的学术景观为我们打开了在同质性研究之外谋求另外一条进路的想象力与可能性。您是如何将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台湾地区的地方性历史人文地景接合在一起的？您认为它们之间有何种可能的相关性？我一直不会称自己为理论心理学（theoretical psychology）的心理学者而是心理学工作者。在台湾地区，我所走的一条心理学的道路，是与台湾社会处境中真实的社会斗争相关联在一起的。我说的社会斗争是指特定群体在其日常社会生活里，为他/她们所承受的社会压迫所做出了对抗行动，而这对抗行动促进了整体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撞与认识；而个人和群体的主体性就是得在真实发生的社会过程中演变发展的。1987年台湾解严时，我34岁，已在大学教书数年。1986年刚把哈佛大学咨询心理博士的两年课程的课修完，回台湾完成一年的实习课与接续教学工作；1987年就解严了。由那时起，我就一路参与了台湾自主工会的运动，妓权运动与中小学教师专业自主运动。虽然，台湾解严所释放出来的社会动能实实在在地影响与教育着我和我的学生们，但我的心理学实践工作的启萌却是1970年代上旬，在工业化都市化都会边缘的犯罪/非行青少年。为何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台湾地区就像今日大陆，实用主义与工具理性式解决问题的心理教育及咨询套路正在兴起，作为一名投入具体工作的青年工作者，我被工作的无力与挫折感冲击，当时国民党的统治虽十分威权与保守，但已有一些冒出来的左翼思想，“夏潮杂志”是一个例子；对政治威权压制的不满推动我在左翼思想中思索我的无力挫折。我因而没选择走上实用主义的工作套路里。所以，我会说我一直就是名心理学工作者，而我的研究工作大部份都是针对具体台湾情境中的实践研究。对实践经验进行概念化梳理的工作都发生在2000年后了。我对您直面台湾地区的社会历史问题，从现实的社会处境中走出一条反抗压迫的实践理路，并找了自己作为心理学工作者的位置这一心路历程非常敬佩。我非常理解，在当时的台湾地区，从事您所做的工作，是一项需要牺牲的，对智慧和勇气的严峻挑战。就您的回应，我想起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一句话，“理解理论最简易的方法是将它理解为对于英美经验主义的攻击。无论何种理论都旨在质疑下述观念：存在着可规定的单纯‘事实’；观念（甚至语词）是‘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与真理对应（或不对应）的种种再现。”由此可见，理论并不是平常理解的那种安乐椅上的思辨，或者躲在书斋里的玄想。实际上，理论的核心蕴涵恰恰是其批判性：它直指那种对“事实”的社会历史中介性无思的现成把握。所以杰姆逊又说，“所有形式的理论都预设，在思想方案与其语言形式或恰当观念形式的表述之间，存在着一个要经历所有‘中介’或‘表征’的过渡环节。因此，理论的任务在于展现这些中介或表征，并从其本身出发对这些中介或表征进行考察。”对这种中介性的考察正是您强调的“特定群体在其日常社会生活里，为他/她们所承受的社会压迫所做出了对抗行动”的内在要求和真正开始。所以“心理学实践”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心理学”不仅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抽干“理论”的批判性，将“理论”处理成一种工具性的和附属性的对经验的梳理和总结，在我看来恰好是“经验主义”心理学的狡计。而且，这种经验主义必定导致您所批评的实用主义与工具理性。因为实用主义不仅有自己的经验主义本体论（或者如威廉·詹姆斯所言，“实用主义代表了哲学中人们很熟悉的一种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而且由于“经验主义认为理论来自于经验，道德信仰不能由理性推出，该原则保证了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是工具理性得以成立之基础”（此即休谟难题）。所以我认为理论具有一种深刻的思想史基础和深远的实践意义。杰姆逊的“对英美经验主义的攻击”的注解指出了心理学理论工作的一个根本的政治性的选择，然而，“返回根本”与“政治选择”却非凭空可得，亦非书斋式批判可达之处，它其实是一场得发展的出具穿透力道的文化阵地战。在亚洲的我们，确实在过去的三五十年间，活生生地经历了心理学知识的传输与流行是如何覆盖性地替置掉了上一两代人的文化话语权，而这一事件是和资本经济与工具理性专业所相结合的政治治理权是一起发生的。所以，心理学工作者有意图地努力耕耘，并立志要将自己发展成“好的实践者”，这是“机会”是否可能发生的要件！我在台湾30年也就是干了这个活而已。值得点明以供大陆参考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放置到全球化资本与文化知识的全景中，我们是在一不对等的倾斜地势中，站在泥泞洼地中思索并力搏“如何有机会”。如前述，“机会的发生”是一场持久的阵地战，在我的案例里，一方面有一群工作者和工人或性工作者相结合摸索——如何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群策群力，图谋生活困局的改变之道，而此一道途是一条不回避对抗权力且同步反身改变自己的行动过程。这正是批判心理学关注的“人的主体性”主题。我是在这一种社会实践的进程中，寻找到欧陆活动理论与美国社会治疗的参照点。但我之得以使用我自己成为一发挥卡榫作用的，你所谓的"中介过渡环节"，心理教育的行动者（研究者），Kurt Lewin的团体动力学和我的老师Donald A. Schon的反映实践与Chris Argyris的行动科学是有意义与价值的；而我由小到大来自老祖宗文化传递的，在自然中存在着的身体的放松与心神的凝聚则如河床岩磐感知着现代性的冲刷力。可以这么想象地表达，年轻时的我，左翼热情想象与国民党白色政治恐惧心中相拮抗，由台湾追到美国再寻觅到英国与欧陆，在团体动力的各式实践法门中，探究着民主过程的变幻道理。当追本朔溯源的了解了他山之石后，就像是进过洋人练兵场，故知道两地战场迥异，变造武器工具同时擂土造屋，才能在“培养好的社会运动实践或运动组织工作者”的方向上，将心理学中的行动实践的知识与方法，和属于地方性手工业式的，社会运动取径的心理教育工作者的生命发展结合起来。我就是如此嵌卡进入了技艺协力的开拓如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阵地战中。不过，是实践者们先入场，靠实践行动的社会作用力道，才可能有阵地战。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则是既深远又立即显现于当下！您谈到了葛兰西关于争夺市民社会领导权的阵地战问题。葛兰西批判了经济计划模式下单纯为政治服务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贫乏性，并敏锐地发现了“对劳资关系应用福特调节法”，并通过创建消费经济，欧洲社会可以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市民社会的）民主基础上重组这种划时代的未来资本主义统治的全新形式。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的总体统治不仅使资产阶级拥有国家政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讨论的权力和国家观念），而且更拥有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之制造非强制性的认同和统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所作的新拓展：文化霸权或者统识概念）。面对这种新情况，无产阶级必须从传统的诸如罢工和起义这样的“运动战”向新形势下的争夺文化霸权的“阵地战”过渡，由此才能重新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这种指认对心理学在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中的角色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意义。如果说在马克思所熟悉的早期资本主义过渡阶段，诸如泰罗制那样的传统心理学还因其粗糙的直观外形和严酷压榨的外部操控而被具有人本主义情怀的学者出于道德的义愤进行批判，由此一种将人类从这种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的承诺仍然具有广泛的号召力，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学成为无产阶级自我理解和塑造的意识形态机器，无产阶级的解放议程已经被“心理学化”的生命政治治理全面接管并无害化了。这意味着心理学不单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descriptive），它更重要的特质在于其规范性（normative）的力量。而心理学化即以心理学通约日常生活，并生产供应全球消费的心理学文化，直到我们按照心理学的常模和精神病理学来塑造自己。由此可以说心理学作为一种生产性实践，它生产了自己意图研究的对象及其规律，而被试却主动认同心理学的这种统识力量，结果被操弄在知识权力话语的魔方中。由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叙事被改造成了一个心理学故事。我们在台湾地区由工人运动走向不同的社会底边群体的工作历程，确实可作为葛兰西由运动到阵地战发展过程的亚洲的一个注解。但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议程已被心理学化的生命政治治理全面接管并无害化了”的无害化是指什么？在我的经验里，批判心理学，在台湾地区这样的地方，要得以发生的一个必要起点，就是心理学工作者是靠着具体且持续的实践作为，结合一群到数群人，共同变化对自己和他人的处境遭遇的理解方式，此一重新认识的过程一方面是彼此是否能相互关联起来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能对你所谓的全球消费的心理学文化的生产实践，发生若干的抵制作用。譬如说，由1997年台北公娼抗争事件所一路延续开展的对性道德污名与身心障碍者的性的各式文化活动与论坛，就涵纳了多样社会群体在一起，同时无需什么两性心理学式的说法。其实，我认为大陆和台湾地区一样，我们的社会内部原来就存在这些或边缘、或角落的社会小空间，只是心理学者不识它而已。无害化是对一种很精巧的治理方式的权宜表达。比如1968年5月的巴黎风暴和8月的芝加哥骚乱，在前者发生期间，左派学生们则不甘示弱，手挽手高唱《国际歌》迎面而上，他们的队伍中赫然出现了西方左派的精神偶像萨特和思想大师福柯。据说福柯甚至顶着他著名的“带象牙色泽的光头”向警察投掷石块。目击者们回忆说，“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但这“都是形式化的革命，乐于使用夸张、大话等政治修辞学手段”。转眼之间，革命的激情很快就冷却了。那些曾经放浪形骸的嬉皮士，那些在大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左派大学生，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毕业以后摇身一变，名曰“雅皮士”，白天出现在窗明几净的高级写字楼，夜晚则穿上考究的服装，混迹于高档的会所、酒吧和俱乐部，过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经过一番“政治无害化”处理之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告别革命了。但这里对心理学的无害化是指心理学对人类解放议程的全面接管。解放似乎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成为对无产阶级来说毫无意义的“跨越游戏边界的对永恒在场者的迷恋”（德里达语）。例言之，对一个欧美人来说，所谓的解放，可能就是做一个隆鼻手术这样的私人事件，然后他们拥有一系列可用的主流心理学话语来解释这一私人化过程。或者，饮食失调（eating disorder）在西方（包括日本），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但心理学家往往看不到这一现象背后发生的从个体心灵之上碾压过去的宏观政治经济学过程，而只是教给这些个体一些他们日常经验可以理解的实用的心理学技巧。当然，无害化并不是说把什么都弄错了，或者在经验研究上有什么错误，问题是它可能会掩盖真正急难的问题。也正像您说的那样，无害化就是将公娼抗争事件这样的解放实践转换成某种“两性心理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所指出的“精巧的治理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里要能被人们自己体悟到，当人们还可能有机会选择不加入被如是治理的局势时，他们得以实验与追寻另一种行动与生活的方式，这也就是社会解放的实践历程。我得说这真是需要心理学工作者持续不懈的努力，它不可能只是研究项目，它必需是工作者投身涉入到一持续变化的社会过程中，实践的作为与路径本身也就会是理论工作的地方，“研究项目”不过是你一路找路、走路与开路的随身工具而已。对我而言，实践与理论是一体两面或双层次的工作者与他人相结合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譬如，1989年我是在远东化纤工人罢工事件的参与过程中，使用“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场域”来描绘辨识年轻女工因参与罢工冲突，经历着她们自身与工会组织、政治权力与家人关系的变化。女工们的参与行动激活了原来就存在但状似静态不被察觉或之前未有机会被体悟认识的社会关系脉络，她们的学习在这种行动场域里快速地发生着。另一个示例则是，我是在与台北前公娼一路走过这12年的过程中，使用“身心复元”来替换治疗或疗愈这种心理治疗用语。启发我的人是前公娼白兰，白兰在做一名合法娼妓时，她不喜欢多接客，她一般只接两个客人，所以她有闲暇喂养着娼馆前街后巷多只流浪猫；白兰家世坎坷，13岁就从娼，20岁后她成为合法公娼后，逐渐发展出不多接客且闲散与猫（她养过多种动物）玩耍的生活方式。她的生活其实是以性工作者自主的生命选择，发展出复元身心之道。但这是她在公娼工作合法化的生活景象，2000年废娼后，她终于失去了这种生活的可能，现在她已瘫痪无法自立生活！白兰是如何启发您使用“身心复元”来替换治疗或疗愈这种心理治疗用语的？她既然发展了出（适应公娼生活的）复元身心之道，为何又在废娼后瘫痪无法自立了？这种复元身心之道不能迁移到新的生活境遇中？先说白兰，我是由她从业接客的立场和生活方式得到启发。她对待性工作的自立自主的选择所带来的照顾流浪猫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涵养了她自我复元的机能，她由幼时被卖到私娼馆，但实则供养一个东部山边贫困家庭的伤痛，不是甚么“治疗”有法子可以帮上忙的。所以她自己在20岁后，自主从娼（合法）复元着自身，我们也可说她自己长出了一种怡情悦性地游倘于前街后巷的生活之“术”。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的心理工作，对她进行了什么身心复元之“术”，所以她才被复元了；恰恰相反，我们的参与，只是见证了2000年废娼后，其原有生活方式流失，她若再接客就是罪罚化的非法者，她不愿意接受！这一拒绝致使她成了劳动市场中不合格的受雇者。之后，无法自立谋生的挫败失能驱使她某日喝酒过多昏迷脑伤。你要反过来看我作为心理学工作者和前公娼的关系，白兰瘫痪与官秀琴（官姐）的跳海自杀说明的是污名排除的社会压迫剥夺了她们以性工作自立生活的可能。这种心理学工作者与她们的关系是一起进行社会斗争的伙伴关系而非治疗者与被治疗者的专业化关系。我在官秀琴走后决定开始拿起这个思想，来探究如何与社会不同群体或个人一起工作，发展出“身心复元”的生活道理与辨识可能原已被人们援用但或隐而未显，或如断简残篇的“术”。例如，最近半年，我们便试着和邻里小区的中年妇女，探讨“更年期”这个命名与标签可如何被拆解拿开。这是不是意味着“解殖”（decolonize）与“去心理学化”（depsychologise）是并行的两种协同过程？无论是文化殖民还是心理学化，都预设了一种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先定概念或范畴，由此或者塑造了我们的身份，或者规训了我们的心灵。而您的在地实践有意识地生产了一种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手工知识，诸如“身心复元”和“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场域”等作为一种“拆解权力系统的解放性工具”（福柯语）。理论与其对象的关系来自于范畴，范畴决定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哪一个方面将被从前科学的现实中选择出来进行研究。而传统心理学对范畴的操作性定义往往无法抓住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所以传统心理学有时候会生产出一些在技术上具有显著性（significant），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落空的知识。而在我看来，您的工作与“批判心理学”息息相关。“批判心理学”不仅超越了对心理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无思，还针对“一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中的生活阶段”中出现的特殊问题提出了新的革命性心理学范畴。比如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心理和行为提出的“普遍化的行动能力”（generalized action potence）和“限制性的行动能力”（restrictive action potence）这样一对概念。后者指人际关系中的工具性，放弃长远目标以获得短期利益的行为及导致异化的行为。限制性行动能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典型的应对模式，它导致了僵化的和孤立的思维，充满焦虑和内心强迫的情绪。其替代物就是号召解放行动的普遍化的行动能力。在这里，批判心理学并不像传统心理学那样通过质询（interpellation）将被试操作进入某种具体范畴中，而是站在主体立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问题提出包含解放议程的革命性范畴，以赋权予“被试”改变世界的能力。您能具体阐释下您所开发的一些革命性和解放性范畴（比如身心复元等，您为何提出这一系列“解放性工具”），及其是如何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相关联的么？我是在1980年代末期第一次读到欧洲活动理论和Klaus Holzkamp的理论。1990年的一整年我带着一堆田野数据（是指我自己的田野及实作记录，如“中国时报”工人们的工会筹组资料，和生产芭比娃娃的美宁工厂关厂抗争）返回哈佛完成论文。当时我正经历过“中国时报”工会成立抗争、远东化纤罢工抗争和新光纺织关场抗争，所以搜寻的找到了批判心理学的不同人物与他们的理论，包括美国工人教育的Miles Horton及社会治疗的Fred Newman。可是，我的指导教授Donald A. Schon要我写一个“纯然的故事”，不准我掉书袋用理论。后来，我才认识到他帮了个大忙，因为如此书写时，涌现冲突的社会过程与其中不同行动者的样态，以及我这名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研究者）和场中人的关系位置与情感均于字里行间显现。而这种置身于其中的处境知识可以得到被行动者辨识与表达的机会，会创造一种被自己与他人肯认与审视的关系条件（是指关系的发生与发展是一种社会条件）；这种关系条件是行动者把握与展现实践性智能知识的谋略所生产出来的，而此一知识生产也会如铺垫般，再创造条件支持了其他的行动实验者。当“解殖与去心理学化的过程”和“研发能推进解放议程的实践活动的社会介入（social intervention）过程”渐次发生时，实践者的小社群就有机会长出来。这会是台湾批判心理学在地性的发展起点。另外，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人们在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活仍是各有独特样式的。辨识自己所处的社会里的个人与群体的心理表现，是如何反映了政治历史脉络与资本权力之社会机制的运作刻痕，应是心理学实务与理论工作者都需返回的根本处。我对大陆心理学的发展，也特别在这一点上有所期待。鉴于您与大陆学界多年的频繁交往，不知道您对大陆的心理学研究有何观察或者更多具体的期许？就我对大陆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工作的发展提出一点点看法。我很希望大陆的心理学发展能有多种样式发展的可能，而不是被目前自然实证典范的主流心理学全然主导。但这会需要下面两个条件：（1）省级二本甚至三本学校心理学系及其所在学院对自己的处境与特色的认定。大陆心理学系所在学院多元多样，比如它可以设在教育、文艺、社科、理工、医学与政法等等之下，这其实是优点，但在评鉴制度与一元化标准由上而下的现况里，省级大学的特色不但不易被认可，还会被贬抑。这种对地方条件与历史过程的不尊重是很糟蹋人与浪费资源的。（2）心理学工作者能掌握思想与工作的方法，针对当代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生活遭遇、生命样态和求变发展的可能路径持续关切。为什么我没提一本或几个尖端的心理学院或系？因为依我的了解，这些院系的教授们要能不被多个项目与一元化评鉴标准追着跑好像很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最常听到的结论！真切希望大陆充分利用当前大好的发展机会，使心理学可以奠基于社会内部，并彰显出历史的进程。